道華婚姻家事律師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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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2026年7月20日，香港著名演員謝賢（本名謝家鈺）離世，享年89歲。據多家港媒報導，謝賢早在2025年10月便聘請香港專業律師擬定遺囑並完成公證，遺產總價值超過1億港元。其遺產分配方案引發廣泛關注：90%的遺產設立家族信託，受益人為孫子Lucas（謝振軒）和Quintus（謝振南），由前媳婦張柏芝代管；剩餘10%由兒子謝霆鋒和女兒謝婷婷各分得5%。這一安排不僅牽動公眾情緒，更涉及遺囑自由、信託架構設計及跨境繼承等多個法律議題。

廣東道華律師事務所道華婚姻家事律師團首席律師唐雲虹，對此從法律角度加以剖析。

一、遺囑自由原則與法定繼承的關係

本案最引人注目的法律問題在於：謝賢將90%遺產留給孫輩、僅留10%給親生子女，是否合法？答案是肯定的——在香港法律框架下，完全合法。

香港實行「遺囑自由」原則。根據香港《遺囑條例》（第30章），任何年滿18周歲且具備行為能力的人，均可按照條例規定簽立遺囑，處置其去世時享有實益的財產。遺囑必須為書面形式，由立遺囑人在兩名或以上同時在場的見證人面前簽署。只要遺囑符合形式要件且立遺囑人具備行為能力，其意願即應得到尊重，一旦存在有效遺囑，法定繼承的順序和份額即被取代。

此外，很多網友第一反應是：為什麼王菲沒有分？為什麼前妻狄波拉、前女友Coco也沒有？答案並不複雜。王菲與謝霆鋒雖感情穩定，但並未登記結婚，在法律上王菲甚至不屬於「兒媳」，更不在法定繼承範圍之內。更何況謝賢已有遺囑，遺囑未作安排，自然不涉及王菲。同理，前妻狄波拉、前女友Coco均屬於「前任」，並非法定配偶，沒有法定繼承權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本案適用香港法律，與內地《民法典》的繼承制度存在差異，但並不影響本案的法律評價。謝賢遺囑中所有繼承人均經濟獨立，且香港本身不設必留份制度，因此遺囑效力不存在爭議空間。

二、隔代傳承的法律定性遺贈還是遺囑信託？

本案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法律問題是：將財產留給孫輩，在法律上如何定性？

在內地法律框架下，孫子女不屬於法定繼承人。《民法典》第1127條規定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為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孫子女不在其列。因此，透過遺囑將財產贈與孫輩，在法律上屬於「遺贈」——即《民法典》第1133條第3款規定的「將個人財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個人」。

遺贈與遺囑繼承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接受程序。《民法典》第1124條第2款規定：「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後六十日內，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；到期沒有表示的，視為放棄受遺贈。」這是內地法律下最容易被忽視的程序性風險——很多人以為遺囑寫了就是自己的，不知道還需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。

然而，謝賢的安排並非簡單的遺贈，而是「遺囑信託」。根據《信託法》規定，信託是指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，將其財產權委託給受託人，由受託人按委託人的意願以自己的名義，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，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。遺囑信託則是透過遺囑的法律行為設立的信託——立遺囑人去世時，遺囑信託生效。《民法典》第1133條第4款明確規定「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託」。遺囑信託受《民法典》和《信託法》的共同調整，它是死因行為——以遺囑人的死亡為生效時間；是要式行為——需符合民法典和信託法關於遺囑和信託有效性的形式規定。

根據《信託法》規定，設立信託必須有確定的信託財產，且該信託財產必須是委託人合法所有的財產。設立遺囑信託，應當遵守繼承法關於遺囑的規定。遺囑信託的設立必須採用書面形式，並載明信託目的、委託人及受託人資訊、受益人範圍、信託財產範圍、受益人取得信託利益的形式和方法等內容。遺囑信託還需辦理信託登記，否則不發生信託效力。——也就是說，法律不是限制金額下限，而是關注錢的性質。

謝賢透過遺囑將90%的遺產注入專項家族信託，指定兩個孫子為受益人，由張柏芝擔任代管人——這一架構完全符合遺囑信託的基本框架。

三、信託架構的法律功能從「一次性交付」到「持續性管理」

遺囑信託的核心價值，在於解決了普通遺囑無法解決的三大問題。

其一，資產隔離。《信託法》第15條、第16條規定，信託財產獨立於委託人的其他財產，也與受託人的固有財產相區別。這意味著，即使張柏芝個人發生債務糾紛或再婚，信託資產不受影響。信託財產既不屬於兒媳也不屬於兒子，離婚或債務糾紛均無法分割。

其二，防揮霍機制。信託可以設定年齡門檻、用途限定、大額支出審核等多層約束。孫輩未成年時無法直接支配大額現金，只能按信託條款定期領取教育、生活費用。這正是「父母之愛子女則為之計深遠」的法律化表達。

其三，長期延續與隱私保護。信託可以跨越代際，實現財富的長期傳承。同時，信託條款不對外公開，相比遺囑需經過遺產承辦程序，信託在隱私保護方面更具優勢。

四、內地與香港繼承法的關鍵差異

本案為內地法律從業者提供了一個觀察兩地繼承法差異的視窗。

遺囑自由vs必留份。香港採徹底的「遺囑自由」原則，遺囑可完全排除法定繼承人；內地則有「必留份」制度的約束。在內地，若遺囑未為缺乏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份額，該部分可能被認定無效。

法定繼承順序。內地法定繼承的第一順序為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；香港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》則賦予配偶優先地位——若死者遺有配偶及子女，配偶優先取得50萬港幣及全部非土地實產，剩餘遺產再由配偶與子女平分。

遺贈的60天期限。如前所述，內地受遺贈人須在知道受遺贈後60天內明確表示接受，否則視為放棄。香港法律下不存在這一限制。

跨境繼承的複雜性。按照香港的衝突法規則，不動產繼承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，動產繼承適用被繼承人住所地法律。若謝賢在內地也持有房產或其他資產，則需分別適用不同法律。

五、財富傳承的實務啟示

拋開公眾對「偏心」與否的討論，謝賢的遺產安排為高淨值家庭提供了若干值得借鑑的法律啟示。

第一，提前規劃，不要等到病重。謝賢在去世前約一年已完成遺囑公證和信託設立。財富傳承最忌諱「來不及」——突然離世、沒有遺囑，只能走法定繼承，完全無法體現個人意願。第二，遺囑與信託結合使用。單有遺囑只能解決「給誰」的問題，解決不了「怎麼給」「什麼時候給」「如何防止揮霍」的問題。信託才是實現長期、有序傳承的核心工具。「遺囑+信託」的組合方案，可兼顧靈活性與安全性。第三，選擇合適的代管人。代管人的選擇直接影響信託目的能否實現。謝賢選擇張柏芝代管，是基於對其品德和能力的長期觀察與信任。第四，注意兩地法律的差異。對於擁有跨境資產的家庭，尤其需要關注不同法域繼承制度的差異。在香港有效的安排，在內地不一定完全有效；反之亦然。第五，生前溝通，減少身後爭議。梅艷芳案中，家屬反覆訴訟挑戰遺囑效力。在生前與家人充分溝通分配邏輯，讓各方理解安排的原因和考量，可以大幅減少身後的爭產糾紛。

謝賢的遺產安排並非簡單的「偏心」故事，而是一份經過專業法律設計的財富傳承方案。它體現了遺囑自由原則下個人財產處分權的充分行使，展示了「遺囑+信託」組合架構在隔代傳承中的實際應用，同時也提出了附條件條款效力、不同法域繼承制度差異等值得深入思考的法律問題。

財富傳承從來不是簡單的財產分配，而是一場跨越生死的規劃。法律工具是冰冷的，但藏在背後的，是對後代最樸素也最深沉的愛與責任。對於法律從業者而言，本案的價值不在於八卦數字，而在於它所引發的關於遺囑自由、信託架構、跨境繼承等專業問題的思考——這些，才是真正值得持續深耕的領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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